庆祝建党百年·党史学习教育 | 2982座无名烈士碑见证忠心

腰缠万贯，不取分文

走进湘鄂赣边区革命烈士纪念馆，吴德峰的传奇故事吸引了我们。

他是武汉解放后的首任市长，我党情报工作的传奇人物。

1930年秋，一位商人模样的青年男子秘密从上海乘船出发，经过两天两夜的长途跋涉后抵达阳新龙港，见到了化名胡梓的鄂东南特委书记吴致民。

他就是时任中共中央交通局局长吴德峰。

吴致民紧紧握住吴德峰的手，激动地说：“上海至鄂东远隔千山万水，国民党特务到处抓你，你竟神出鬼没，跑到鄂东来了。国民党不欢迎你，我们苏区人民欢迎你啊！”

此次，吴德峰肩负一项特殊使命。鄂东党组织可为中央提供一笔支持经费，但要中央指派可靠人员护送。吴德峰负责这项任务。

当天夜里，吴德峰不顾连日奔波劳累，将吴致民早已准备好的10斤黄金，装进特制子弹袋内，消失在茫茫夜色中。

为安全稳妥地把黄金运送回上海，吴德峰选择走田间小道。他风餐露宿，步行两天两夜后，才小心换乘可靠船只，抵达九江。下船后，他在地下交通站，将事先准备好的便服剪开，缝成两条各有六七个袋兜的腰带，把黄金分装在袋兜内，连夜乘船赶回上海，顺利上交给了中央。

当时，听取吴德峰汇报后，周恩来赞叹：“德峰同志，你腰缠万贯，不取分文，真是一位一心为公、不谋私利的人。”

“在条件艰苦的战乱年代，面对10斤黄金的巨额财富，吴老毫不动心，千里护送。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信念在老一辈共产党人心中真是坚如磐石！”武汉理工大学“00后”大学生陈昭锋感慨万千。

一封“绝情”家书

2016年4月初，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从重庆来到龙港镇。

在红十五军组建地——太子李清祠堂，看到墙上一张斑驳的老照片，老人流着热泪说：“我终于找到你了！”

老人叫周美瞻，照片上的人叫周吉可，是她寻找了半个多世纪的父亲。

1927年，周吉可离开家乡重庆合川时，周美瞻年仅2岁。对于父亲，她没有一丁点儿印象。从记事起，周美瞻对于自己从未谋面的父亲，心中一直有着很深“怨恨”。这份“怨恨”，源于父亲的一封“绝情”家书。

1930年3月15日，远在上海的周吉可提笔给母亲写下了生平最后一封信：“母亲大人：快信接读，令我万分忧虑，妻弟都陷于病乡，这的确要算是家庭的最不幸的事情；因此而来，热烈地期待着我急速返家以顾全妻弟的情义。但在客观一点看来，事情完全不是那样。请你们想想，我回到家里来，虽然暂时可以给你们精神上相当安慰，但是，现在时代不同了，家庭经济必然是一天天破碎……希望你们相信,我有我的伟大的事业，不要对我过于担心和幻想……我现在准备很忙，决定于日内同友人赴北京再转道满洲。借机会经日本到欧洲再为深造……请你们原谅我，以后是很少与家庭写信的……有信无信都请不必对我挂念，你们也不必与我有书信往来。”

“父亲写下这‘绝情’家书后，就如断线风筝，再无消息。母亲带着年幼的我和妹妹，一直过着寄人篱下的凄苦生活。1969年，在苦苦等待近40年后，母亲凄凉地离开人世。”周美瞻说。

是什么原因让父亲对家人如此绝情？周美瞻决定，有生之年，一定要搞个水落石出。

解放后，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多方查找，周美瞻终于得知，父亲写完这封“绝情”家书后，并未像他在信中所说“经日本到欧洲再为深造”，而是于当年5月受中共中央派遣从上海来到龙港，参与红军扩建工作，并先后担任红十五军政治部主任、红四军政治部主任和红四方面军政治部秘书长。1935年8月，他牺牲于长征途中，年仅29岁。

“显而易见，周吉可当时在写这封家书时，已经知道自己即将去从事的‘伟大事业’和可能面临的牺牲。所以，他只能在信中绝别地说‘有信无信都请不必对我挂念’。”阳新县档案馆馆员舒宝珍含泪说。

锯骨疗伤，一声不吭

龙港镇岩泉村，又名“红军村”，全村20余名青壮年参加红军，全部牺牲。该村至今仍保留着3处红军医院遗址。

村西的山脚下，两排高大的松柏守护着132位红军烈士的遗骸。

“这些烈士墓中，有名有姓的只有4人。”岩泉村老支书陈绪国边说，边把记者带到其中一座烈士墓前，“这个人的故事你们要好好写一写。”

长眠于此的这名烈士叫董自洋，阳新县兴国镇银山村人，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，1930年参加红军。

董自洋的故事，岩泉村村民耳熟能详——

结婚第8天，董自洋就离开新婚妻子投身革命。1931年夏，他在攻打江西横路镇的战斗中负伤，被转移到岩泉村红军后方医院。

“他脚趾骨断裂外露。”陈绪国说，后由于伤口严重感染，须截肢，但医院又没有麻药。

“关公没有麻药，尚可刮骨疗毒，我一个共产党员，难道还不如一个古人？！”董自洋说。

没有专门的截肢医疗器械，医生便让村民找来一把锯木头的锯子，简单消毒处理后，硬生生将董自洋的脚趾骨锯下。“截肢过程中，董团长一声未吭。手术后，他昏迷了三天三夜才醒。”陈绪国说。

董自洋的叔叔和侄儿赶到岩泉村，要接他回老家养伤，他坚决拒绝：“我要和战友们在一起。埋骨何须桑梓地，你们今后来祭奠我的时候，别忘了祭奠我一起的兄弟。”

由于缺医少药，董自洋最终牺牲在岩泉村，年仅26岁。

1931年6月到1932年6月，红五军、红八军先后有1000余名指战员受伤转移到岩泉村。其中132人伤重不治，长眠于此。

不仅是岩泉，当时在龙港境内白岭、鹅塘堰、黄道垅、骆家梁等地的百姓祠堂里，均设立有红军后方医院，受伤牺牲的红军战士由龙港人民就近安葬，形成多处红军烈士墓群。

2000年3月，民政部门将这些烈士统一迁葬于鹅塘堰烈士墓林。这片墓林里，至今安息着3011位红军烈士，有名字的仅29位，2982名无名烈士用编号代替。

“董自洋等革命烈士的事迹，让人深感震撼。唯有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，才能锻造这种铁一般的革命意志。探访这个红色小镇，让我深深明白，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。”湖北汽车工业学院“00后”大学生梅洋说。

“这就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屹立百年！”华中师范大学“00后”大学生王政说。